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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埃斯米而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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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4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了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 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精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的。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性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爱写信的那种人，除了工作上的话之外，我们彼此之间讲的一般话题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阴雨天呢，就找个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拍都几乎抡得到我。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根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插进为Ｄ日[1] 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盛满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的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面具我几个星期前就已从毛里塔尼亚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敌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子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痒痒想扳枪，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枝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2] 上刮擦的很没有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湿漉漉鹅卵石路往下走，进入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 市镇中心也许是周遭最潮湿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门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纸上的白数码字吸引住了，但也没准因为在军队里呆了三年，我已经看告示看上瘾了。布告牌上说，三点一刻要进行儿童唱诗练习。我看看我的手表，又抬头再看布告。在一张用图钉固定的纸上开列了该来参加排练的儿童的名字。我站在雨地里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散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上放着一双底朝上的小号雨鞋。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来，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二十来个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纪大约七岁到十三岁。我坐下时，唱诗班的指导，一个穿花呢套装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关照孩子们在唱歌时嘴要张大一些。有谁听过，她问道，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在唱好听的歌儿时，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一个人听说过。因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张张没有表情、木呆呆的脸。她接下去又说，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领会他们所唱的歌词的意思，而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那样，光是从嘴巴里发出声音。这以后她吹定音笛定了个调，于是孩子们像一群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把他们的赞美诗歌本举到胸前。 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的是一个比我宗教意识多少强一些的人，那么无需多加想像，也会感受到天国的境界了吧。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节奏上稍稍有些滞后，但算不得什么毛病，会稍感不够完美的，大概只有作曲家的母亲了吧。我以前没听到过这首赞美诗，但我不断地希望它有十来节歌词，最好长些。我一面听一面打量孩子们那一张张小脸，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的脸，这孩子坐得离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边的位子上。她大约有十三岁，直直的带点浅灰色的金发齐着耳根，前额很精致秀美，目光倦怠，我想，没准是在点数到场的人吧。她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开，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坐得离我最近。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很准，自然而然地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感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满；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泄露了秘密。 赞美诗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导立即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对牧师布道时腿脚静不下来嘴巴闭不起来的孩子一一作了评述。我寻思排练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导刺耳的教训声把孩子歌唱散发出的魅力破坏殆尽，便站起身来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我沿着街往前走，透过窗子看看红十字会的娱乐厅，只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房间深处的咖啡柜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另一个房间传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平民开的茶室，那里除了一个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无别人，看她样子，像是更愿接待一个雨衣不湿的顾客的。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后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这是我一整天头一次跟人说话，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终于找到两封可以重读的旧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铺服务质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岳母寄来的，她让我一得空走出“军营”，就尽快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去。 我第一杯茶还没喝完，唱诗时我打量、倾听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走进茶室了。她的头发湿透了，两个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来的是个非常小的男孩，显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子被她用两个手指一捏提走，仿佛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件标本似的。在后面压阵的是一个看上去挺精明能干的妇女，戴一顶疲塌塌的平顶帽子——多半是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了。那位唱诗班的歌手一边走一边脱下外衣，并且选定了一张桌子——位置不错，从我的观点看，因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她和家庭女教师坐了下来。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岁，却还不打算安定下来。他身子一缩把海军衫脱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捣蛋鬼不动声色的表情，开始淘气，他有条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师生气，好几次把自己的椅子推进又推出，还眼睛瞄过去观察她的脸。家庭女教师一直压低声音给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闹，但是只是在他姐姐发话了他才走回来，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一把将餐巾抓过来扣在自己脑袋上。他姐姐取下来把餐巾摊开，替他铺开在他膝头上。 大约在我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歌手发现我的眼光在打量她们这几个人。她也回看我，还是以她那种清点屋子人头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矜持的笑容。它却出奇地灿烂，有时侯某些浅浅的、含蓄的笑也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的。我也回报了一个微笑，远没有她的动人，因为我得抿紧上唇，免得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一道黑缝，那是美国军医给我补牙临时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让我料不到的是，紧接着，这位年轻的小姐已经以很令人歆羡的姿势站立在我的桌旁了。她穿的是一条苏格兰花呢裙子——坎贝尔花呢，我想是。在我看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一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天穿这样的衣服，那真是太美妙了。“我还以为美国人对茶是瞧不上的呢，”她说。 她说这话倒不是卖弄聪明，而是想弄清事实或是弄清百分比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们美国人也有除了茶别的什么都不喝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坐一会儿。 “谢谢你，”她说。“也许我只能坐一小会儿。”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一把椅子，我对面的那把，她在椅子前面四分之一处坐下，脊背挺得直直的，很自然也很优美。我走回到——几乎是急匆匆赶回去的——我的椅子那里，一心想接上让我打断了的谈话。但是我坐下后，却又想不起该说什么了。我又笑了笑，仍然极力不让我的煤黑色的填补物露出来。我说这样的坏天气出来真够糟糕的。 “是的，是够糟的，”我的客人说，声音一个个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个爱闲聊碎嘴子的人。她把手指平放在桌子边缘上，像个做降神术的人似的，但是，几乎紧接着，又把双手拳了拢来——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肉根处，她戴了一只手表，是军用的那种，看上去几乎像是飞机驾驶员的精密计时器了。表面对于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看我们的唱诗排练了，”她平平淡淡地说。“我方才瞧见你了。” 我说我确实去了，而且从合唱中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认为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名职业歌唱家的。” “真的？是唱歌剧吗？” “我的天，不是的。我要在广播电台上唱爵士，挣大堆大堆的钱。然后，到三十岁，我就退休并且住到俄亥俄的一个牧场上去。”她用手掌摁了摁湿漉漉头发的顶端。“俄亥俄你熟吗？”她说。 我说我有几次坐火车经过这个州，但是不真正熟悉。我问她要不要吃一片肉桂吐司。 “不了，谢谢你，”她说。“我食量真跟一只小鸟的差不多。”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有不少荒凉的野地。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过。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女教师这时使劲给她做手势，叫她回到自己桌子去——意思是别再打扰别人了。我的客人却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让自己的脊背完全阻隔了从自己桌子那边可能再传过来的任何联络信息。“你是在山上那所秘密情报学校受训的吧，是不是？”她冷冷地问道。 我跟旁人一样懂得要保密，便告诉她我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德文郡的。 “真的呀，”她说，“我可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娃娃，你懂吗？” 我说她当然不是的，这错不了。有片刻工夫，我径自喝茶。我逐渐有点感到自己的坐姿不太好，便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还是比较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如果细细琢磨，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妄自尊大小瞧别人，我相信这样做与她的人品不大相称。 她脸红了——这又是在自动提醒我有点不注意社交礼仪了。“嗯。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行为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永远彼此打打闹闹，还出口伤人，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姨妈的窗子。幸好那窗子是开着的。你觉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吗？” 那当然是不特别聪明，不过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兵都远离家乡，只有极少数才在生活中获得比较多的补偿。我说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是会理解的。 “也许是吧，”我的客人说，没有什么信心。她再次把手举到湿头发那儿，摸到几绺软疲疲的金发，想让它们盖住自己露出的耳轮。“我头发湿透了，”她说。“我难看死了。”她对我看了一眼。“干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我看得出来。看得出你头发是打卷的。” “不是真的卷成一个个卷儿，而是挺有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我结婚了。 她点点头。“你深深爱着你的妻子吗？是不是我太关心别人的私人问题了？” 我说她太过分的时候我会说的。 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曾想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巨大的手表作出点表示——比如说建议她不如把表系在腰上。 “一般说，我这人不特别合群，”她说，同时把眼光对着我似乎想知道我究竟懂不懂这个词儿的意思，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正面或反面的都没有。“我坐过来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上去太孤单了。你有一张极其敏感的脸。”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方才确实是感到孤单，我非常高兴她能坐过来。 “我正在训练让自己能有更多的同情心。我姨妈说我这人非常冷，”她说着又去摁自己的头顶了。“我同我姨妈一起住。她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只要力所能及，她总想尽办法让查尔斯和我觉得适应。”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有优美的情操，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炯炯目光盯看着我。“你觉得我这人非常冷冰冰吗？” 我告诉她决非如此——事实上，是恰恰相反。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也问了她怎么称呼。 她犹豫了一下。“我前面的名字是埃斯米。我想暂时先不告诉你我的全名。我有一个封号，你会让封号给震住的。美国人都这样，你明白吧。” 我说我想自己还不至于会这样，不过既然如此，先不透露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就在此时，我觉得有谁在我的脖颈后面喷热气。我头一转，险些儿和埃斯米年幼的弟弟鼻子跟鼻子撞在一起。他不理我，却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利小姐让你马上回去把茶喝了！”口信传达完了以后，他就退到了我右面他姐姐和我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去。我非常感兴趣地打量着他。他显得很神气，穿一条棕色的设得兰呢短裤，一件藏青色的运动服，里面是白衬衫，还打着条纹领带。他用一双大大的绿眼睛盯看着我。“为什么电影里的人都侧着脸接吻？”他问。 “侧着脸？”我说。这个问题小时候也曾困惑过我，我说我猜是因为演员的鼻子都太大，所以没法正面接吻。 “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埃斯米说。“按他的年龄说就算是非常聪明了。” “他的眼睛真绿呀。你是不是这样，查尔斯？” 查尔斯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这问题很傻也只配有这样的回答，接着他在那把椅子里扭上扭下，直到整个身子都藏到了桌子底下，只有他的脑袋像摔跤运动员拱起身子时似的，留在了椅座上。“眼睛是橘红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他撩起桌布的一角，盖在了他那张漂亮却毫无表情的脸上。 “有时侯他聪明可有时侯又不聪明，”埃斯米说。“查尔斯，给我坐好！” 查尔斯还是那样呆着。他好像在屏住呼吸。 “他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他在北非给——杀——害——了。” 我表示听到这件事我非常难过。 埃斯米点点头。“父亲特别喜欢他。”她若有所思地啃起大拇指甲盖来。“他长得非常像我母亲——查尔斯，我指的是，我活脱脱是我父亲的样儿。”她继续咬她的指甲。“我母亲是个感情很丰富的女子。她性格外向。父亲性格内向。他们很般配，不过，这也是表面上如此，坦率地说，父亲真是需要一位智力上优于母亲的女子作伴侣的。他是个天赋很高的才子。” 我默默地等候着，想听到更多的情况，可是她不再讲了。我低下头看看查尔斯，此刻他正将半个脸侧枕在他的椅子上。当他看到我在注视他时，他便闭上眼睛，假装睡觉，睡得像小天使般的甜美，接着又把他的舌头伸出来——他这器官长得出奇——并且发出了在我们美国碰到棒球裁判眼神差劲时准会奉送的大声倒彩。这吵声把整个茶室震得够呛。 “别叫了，”埃斯米说，显然早已习以为常一点不觉得意外了。“他见到一个美国人在排队买炸鱼带土豆片时这样喊过，现在他一感到无聊了便这样干。给我停下，听见没有，不然我立刻让梅格利小姐来管教你。” 查尔斯把他那双大眼睛睁着，表示他已经听到姐姐的威胁了，但除此之外也不显得特别在乎。他又闭上眼睛，继续把半边脸枕在椅座上。 我发表意见说，也许他应该把这一手——指做鬼脸发怪叫什么的——留到他能正式使用封号时表演。那是说，如果他也能有封号的话。 埃斯米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有点像医生在诊断病人。“你的幽默感成色差点儿，对不对？”她说——带着点思念之情。“父亲总说我完全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不具备条件应付生活的挑战，因为我缺乏幽默感。” 我看着她，点燃了一根烟然后说，我认为，遇到要紧关头时，有没有幽默感并不起什么作用。 “父亲说是有用的。” 她这样说是出于对亲人的信赖，并非真的和我意见相左，于是我就赶紧扭转话题。我点点头说，她父亲也许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而我则是一时一地地看（这到底什么意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查尔斯极其想念父亲，”埃斯米沉默片刻之后说道。“父亲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他的相貌又是特别俊美。倒不是说一个人的长相有多么重要，不过他确实是俊美。以他这么一个难以逾越的[3] 宽厚平和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是极具穿透力的。” 我点点头。我说我猜想她父亲词汇量一定异常丰富。 “哦，是的，相当丰富，”埃斯米说。“他以前是一位档案收藏家——业余玩玩的，当然是。” 正说到这里，我感到上臂那儿挨了一下挺烦人的拍击，几乎能说是挨了一拳了，是查尔斯那个方向打来的，我朝他转过去，他现在坐的姿势还算正常，只是一个膝头窝在身子下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话了？”他尖叫着问。“这是个谜语！” 我对着天花板沉思地把眼球转来转去，并且大声地把谜语重复了一遍。接着我作出被难倒的表情，说我认输了。 “墙角见！”他用最大音量嚷出了谜底。 对这场戏最感得意的正是查尔斯自己。他简直是乐不可支。结果是埃斯米不得不走过来捶他的背，就像对待咳嗽不止的病人那样。“行了，别闹了，”她说。她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不论见到谁都要把同一个谜语说一遍，每回都要疯上一遍。他一笑就跟犯病似的。好了，快停下来，行不行。” “不过，倒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谜语之一，”我说，一边望着查尔斯，他正一点点一点点地平静下来。听到我的夸奖之后，他身子在椅子上往下缩了多半截，还用桌布的一角蒙住自己的脸，一直蒙到眼睛下面。接着他用露出来的两只眼睛看着我，那里面充满了慢慢消退下去的兴奋表情以及一种得意神色，因为他掌握一两个最精彩不过的谜语。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入伍之前是做什么事的？”埃斯米问我。 我说我还没有工作过，我从大学毕业只有一年，不过我总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专业作家。 她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发表过吗？”她问。 这是一个别人老爱问而我总觉得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从不一二三那样具体回答。我开始解释，美国的编辑如何只是一伙—— “我父亲文笔很漂亮，”埃斯米打断我的话。“我保存了一些他的书信，将来给后代人看。” 我说这主意听着觉得不错。我的眼光恰好又落在她那个表盘极大、像是读秒器的手表上。我问她，这表是不是原来属于她父亲的。 她低下头，很庄重地看了看自己手腕那儿。“是的，原来是他的，”她说。“是他在查尔斯和我疏散前不久给我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双手从桌面移开，又说，“当然，纯粹是为了作个纪念。”她转移了话题。“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写一篇小说，我会感到十分荣幸的。我可是个贪婪的读者呢。” 我告诉她，如果写得出我一定会写的。我说，不过说来惭愧，我绝不是一个多产作家。 “并不需要特别多产的嘛！只要写一篇不孩子气不那么傻的就行。”她想了一想。“我偏爱写凄苦的小说。” “写什么的小说？”我说，身子向前倚了倚。 “污秽的。我对写凄苦的小说特别感兴趣。” 我正想从她那里再套出些细节来，可是我感到胳膊上让查尔斯重重地掐了一下。我转过头去，因为疼痛稍稍抽缩了一下。他站在我的右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了？”他问，态度还挺亲热。 “这你方才问过他了，”埃斯米说。“好了，别闹了。” 查尔斯也不理他姐姐，更把身子踩在我一只脚上，又把谜面问了一遍。我注意到他的领带系得有点歪。我帮他弄弄正，接着正视着他的眼睛，假装问道，“是咱俩墙角见，对吧？”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自己说了。查尔斯的嘴巴耷拉着松了开来。我觉得那像是让我一巴掌揍开的。他从我脚上下来，气鼓鼓神色凛然地走向自己的桌边，连头也没回。 “他气极了，”埃斯米说。“他脾气很暴躁。我母亲总爱惯纵他。我父亲是唯一不娇惯他的人。” 我继续望着查尔斯，他已经坐下开始喝他的茶了，用两只手抱住杯子。我希望他能转过头来，可是他没有。 埃斯米站起身来。“Il faut que je parte aussi,”[4] 她说，叹了口气。“你懂法语的吧？” 我从自己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感到有些怅然也有些迷惑。埃斯米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是神经质的人的那种，掌心潮滋滋的。我告诉她，用的却是英语，有她作陪我这段时间过得真是非常愉快。 她点了点头。“我料想你会的，”她说。“以我的年龄来说，我算是比较善于跟人交谈的。”她又试探地摸摸自己的头发。“我头发这样，真是不好意思，”她说。“我的样子大概很不雅观吧。” “哪里哪里！实际上，我觉得不少波纹已经重新出现了。” 她再次迅速地去摸了摸头发。“你看这阵子你还会再来这儿吗？”她问。“我们每星期六都来的，排练结束之后。” 我回答说我非常希望再来，可是很遗憾，我看再来的可能性怕是没有了。 “换句话，就是说你不能透露有关部队换防的消息啰，”埃斯米说。她没有离开桌边的迹象。事实上，她将一只脚搭在了另一只脚上，眼睛朝下看，把两只鞋子的尖端排齐。这个小动作挺漂亮的，因为她穿的是白短袜，她的脚踝和脚都长得很可爱。她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愿不愿意让我给你写信？”她问，脸上稍稍泛起一些红晕。“我写信表达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我这种年龄——” “我当然愿意，”我拿出铅笔和纸，写下我的名字、军阶、编号与军邮信箱号码。 “我会先给你写信，”她接过纸说道，“这样就不至于让你感到面子上过不去什么的了。”她把地址塞在她衣服的一个口袋里。“再见，”她说，朝自己那张桌子走回去。 我又要了一壶茶，看着他们，直到姐弟两个还有那位备受折磨的梅格利小姐站起来准备离去。查尔斯走在最前面，装出一副可怜相一瘸一拐地走着，就像是一个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几寸的人似的。他还是不朝我这个方向看。梅格利小姐跟在后面，然后是埃斯米，她朝我挥挥手。我也挥手作答，还半欠起了身子。这竟是一个很让我动了些感情的奇异时刻呢。 还不到一分钟，埃斯米又回进茶室来了，还拽住查尔斯的海军服袖子把他拖在身后。“查尔斯愿意吻你一下跟你告别，”她说。 我立刻把手里的茶杯放下，说这太好了，可是她没弄错真是如此吗？ “是的，”她说，口气有点恶狠狠的。她松开查尔斯的袖子，把他朝我这边用力推了一把。查尔斯过来了，脸色铁青，在我右耳根下很响地吻了一下，嘴唇湿湿地发出了吧的一声。熬过这一关之后，他笔直朝门口奔去，要永远摆脱这种婆婆妈妈的事儿，可是我一把抓住他海军衫的后腰带，紧握不放，并且问他：“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了什么？” 他变得容光焕发。“咱们在墙角那儿见！”他尖声喊道，一溜烟跑出茶室，乐得都快疯了。 埃斯米又采取交搭着脚站立的姿势了。“为我写小说的事你真的不会忘记吗？”她问。“倒也不一定纯粹为我而作。也可以——” 我说忘记是决不可能。我告诉她我以前从来没有专为任何人写过一篇小说，但是这样做的时机似乎恰好来到了。 她点点头。“要写得极其污秽凄苦，极其动人呀，”她建议道。“你对人世间的凄苦污秽多少有点了解吧？” 我说我不敢说了解得很透彻，不过好久以来，我已经越来越熟知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了，我会尽力做的合乎她的要求的。我们握了握手。 “我们没有能在不那么严肃的环境下相识，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我说是的，我说的确是的。 “再见，”埃斯米说。“我希望经历了战争后你身心都健康如初。” 我向她表示感谢，还说了几句别的什么，接着便看着她离开茶室。她走得很慢，像是在思索着什么，一边还摸摸发梢，看看干了没有。 下面便是故事中污秽凄苦，或者说感人的部分了。场景变了。人物也发生了变化。我仍然在故事里，不过从现在起，为了某种我无权公开的原因，我已把自己伪装得很巧妙，连最最聪明的读者也难以辨认出来。 胜利日[5] 几个星期之后，晚上十点半左右，地点是在巴伐利亚州的高弗尔特。参谋军士Ｘ正呆在一座老百姓住宅二楼他的房间里，早在停战之前，他就和另外九个美国军人驻扎在这里了。他坐在一张乱得没法看的小写字桌前的一把木折叠椅里，面前摊开着一本软纸封面海外版[6] 的小说，这书他读得很费劲。问题在他这方面，而不在小说本身。虽然军中特别服务部门每月送来的新书总是让住楼下的人抢着先挑，但是剩下倒像是他恰好想看的那些。可是他并不是经历了战争仍然身心健康如初的年轻人，因此一个多小时以来他都把几段文字读了三遍了，此刻他正逐个句子地重新读。他突然合上书，连读到哪里都没有作记号。他用一只手那眼睛遮了一阵，以挡住桌子上方那只没罩子的灯泡射出来的刺目、让人难受的亮光。 他从桌上的一包烟里取出一根，点燃了它，点的时候手指老是不断地轻轻碰撞。他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不知其味地吸着烟，几个星期以来他总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用舌头稍稍一顶他的牙龈就会渗血，可他又忍不住试着去顶；这是他在做的一个小游戏，有时候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有一会儿他坐着边抽烟边做这样的试验。可是突然，很熟悉的一种感觉像往常一样毫无预示就来到了，他只觉得他心里没着没落，悠悠晃晃的，就像头顶行李架上的一件行李没有系紧一样。他赶紧采取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做的补救措施：用双手紧紧按住两边的太阳穴。他紧按了有好一会儿。他需要理发了，头发很脏。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星期医院，洗过三四次头发，可是乘吉普车回高弗尔特，路很长，尘土飞扬，头发又脏了。到医院去接他的Ｚ下士还是按战时规矩把挡风玻璃全摇了下来，他才不管停战还是没停战呢。开赴德国的新兵有成千上万之多。只有把玻璃摇下来以战时的方式开车，才能显出自己跟他们可不一样，他绝不是什么刚来欧洲战区没见过一点世面的新兵蛋子。 Ｘ松开太阳穴后，开始朝写字桌面瞪看，那儿乱作一团，摊放着至少二十来封没打开的信和至少五六个未拆的邮包，全是寄给他的。他的手越过这堆东西拿起一本靠墙立着的书。那是戈培尔的一本大作，书名是“Die Zeit Ohne Beispiel”[7]。这是属于几星期前还住在这里的这家人家那个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女儿的。她原是纳粹党的一名下级官员，但是官阶又稍稍高了点儿，正好划进军队条令规定理应逮捕的范围之内。逮捕她的正是Ｘ自己。此刻，从他出医院回来的那天起，他第三次翻开老小姐的这本书并且读出写在扉页上的简短题词。是用钢笔写的德文，字很小，规矩的都有点拘谨了，写的是：“亲爱的上帝，生活是地狱。”没头没脑，别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房间令人窒息的死寂里，书页上这孤单单的一句像是具有无可辩驳，甚至是经典性控诉的意味。Ｘ对着扉页瞪看了好几分钟，苦苦地抗拒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让自己为之所动。接着，怀着几个星期以来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过的热情，他拿起一个铅笔头，在题词下面用英语写道：“父辈们师长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他正要在这句话后面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可是看到方才自己所写的字几乎完全辨认不清，吓得全身一阵寒颤。他合上了书。 他急急地从桌子上拿起另一样东西，是他哥哥从奥尔巴尼[8] 发来的一封信。早在他住院之前这信就已经在他桌上放着了。他拆开信封，尽管决心不大还是想一口气把信读完，但是也仅仅是读了第一页的上半段。读到这几个字后他停了下来：“现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了，你在那边也许有很多空闲时间，可否给孩子们捎写刺刀和卐字章来……”他把信撕掉，又低头看看字纸篓里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注意到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他能看到有个人的脚站在某处的一块草坪上。 他把两只胳膊放在桌上，把头枕在上面。他从头到脚都疼，所有的痛区似乎都是相互依存的。他倒很像是一棵圣诞树，上面电线都连在一起，只要有一只灯泡出了毛病，其他的也全都不亮。 门连敲都没敲就给砰地推开了。Ｘ抬起头，转过去，看到Ｚ下士站在门口。Ｚ下士跟Ｘ合开一辆吉普车，从Ｄ日登陆以后，他们共同一口气参加了五次战役。他住在一楼，每逢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是自己有什么烦心事想发泄时，他总上楼来找Ｘ。他是个高大魁伟、很上相的年轻人，今年二十四岁。战争期间，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在许尔特根森林给他拍过照；他摆好姿势，一副求之不得的模样，一手提着一只感恩节火鸡。“在写信呀？”他问Ｘ。“天哪，这儿怎么阴森森的。”他总喜欢他进入的房间顶灯开得亮堂堂的。 Ｘ在座位上转过身子，请他进来，还让他小心点别踩着狗。 “别踩着什么？” “阿尔文。它就在你脚边，克莱。把那盏鬼灯帮我打开，行不？” 克莱找到开关，按亮了顶灯，然后走过这狭窄的用人房模样的小屋，在床边坐下，面对着房间主人。他那刚梳过的砖红色头发上还滴着水，为了弄顺自己的头发他每回都要用上不少水。跟往常一样，他那件黄绿色衬衫右面口袋里鼓鼓地塞着一把梳子，是带自来水笔卡子的那种。左边口袋上方，他别着步兵战斗部队徽章（严格说，他没有戴的资格），别着欧洲战区勋标，上面有五颗铜星，表示参加过五次战役（他没有换成一颗银星，这相当于五颗铜的），还别着“珍珠港前即已服役”勋标。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的好基督嗳。”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部队里全这么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磕出一根，把那包烟放回去，重新扣上兜盖。他一边抽烟，一边心不在焉地打量着房间。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那只收音机上。“嗨，”他说。“过几分钟就要广播那台精彩节目了。有鲍勃·霍普[9] ，好多大明星都参加演出呢。” Ｘ拆开一包新的烟，说他自己刚刚关掉收音机。 克莱情绪一点儿没受到打击，他看着Ｘ在费劲地点烟。“耶稣呀，”他说，起劲得像个热情的观众，“你看看你那双不争气的手。小子哎，你是不是在打摆子。你自个知道的吧？” Ｘ总算把烟点着了，他点点头，还说克莱眼睛真尖，再小的事儿也瞒不过他。 “不跟你开玩笑，嗨。我在医院见到你时差点儿没晕过去。你跟一具尸体也差不离。你掉了多少肉？几十磅？你可清楚？” “我不清楚。我不在的时候你收到的邮件正常吗？有洛雷塔的消息吗？” 洛雷塔是克莱的女朋友。他们准备一等条件许可就马上结婚。她来信很勤，那可是个乐园，里面孳生着许许多多三重惊叹号和意思不甚精确的叙述描写。战争的全过程中，克莱给Ｘ大声念了洛雷塔所有的来信，不管它们写得多么亲热——事实上，越亲热克莱就越是来劲儿。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读完后总要求Ｘ帮他谋划或是敷衍成一封复信，要不就是帮他往里面嵌进去几个怪唬人的法语或德语词儿。 “有的，我昨天刚收到一封她的信。在我房间里呢，呆会儿我拿来给你看，”克莱没精打采地说。他在床边坐直身子，屏住呼吸，打了个长长的响嗝。他像是对这个成就比较满意，就又放松了下来。“她那操蛋哥哥因为坐骨有毛病要从海军退伍了，”他说。“他倒有坐骨可以倚仗呀，这狗杂种。”他再次坐直想打第二个嗝，可是这次成绩差点儿。他脸上出现了一些警觉的神情。“对了，趁我没忘赶快说。咱们明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要开车去汉堡还是哪儿，给整个支队领艾森豪威尔式外套。” Ｘ满怀敌意地看着他，说自己可不想要什么艾森豪威尔式外套。 克莱显得大为惊讶，几乎有点受到伤害似的。“哦，这种外套很不错的！看上去很帅。你怎么回事儿？” “不为什么。干吗让咱们五点钟起床？谢天谢地，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不清楚——咱们得赶回来吃午饭吧。他们又领来一些新表格要我们午饭前填好……我问过布林为什么不能今天晚上填——那些鬼表格他都领来了就在他桌子上放着呢。可是他不想现在就拆包，这狗娘养的。” 两人默默无言地对者着，都在生布林的闷气。 克莱突然盯着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更大的——兴趣。“嗨，”他说。“你还不知道你那半边该死的脸抽搐得很厉害吗？” Ｘ说他知道得很清楚，一边伸手上去捂住痉挛的部位。 克莱瞪看了他一会儿，接着说，口气很轻松，仿佛他有什么大好消息要传递似的，“我写了封信给洛雷塔，说你精神崩溃了。” “哦，是吗？” “是的，她对所有这类事感兴趣得要命。她正在专门念心理学呢，”他直挺挺地在床上躺了下来，连鞋也不脱。“你知道她说什么来着？她说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战争这些事就精神崩溃的。她说你说不定是属于不稳定型的，你这倒霉的一生就是这样的。” Ｘ把双手捂在眼前——床上面的灯光像是真要把他刺瞎了——回答说，洛雷塔能把事情看得这么透，这真叫人高兴。 克莱斜瞥了他一眼。“听着，你这杂种，”他说，“她对心理学上的问题看得可要比你透得多。” “能劳驾把你那双臭脚从我床上移开吗？”Ｘ问。 克莱把他的脚举起“甭教导我该把脚往哪儿放”那样长的几秒钟，然后扭了下身子，坐了起来。“反正我是要下楼去了。他们在沃克房间里开着收音机呢。”可是他仍然不从床上下来。“嗨。我方才正跟楼下那个叫伯恩斯坦的新兵蛋子说呢。记得那回我跟你开车去瓦隆涅[10]吗？咱们挨了他妈的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炮轰，还有咱们趴在那个洞里，那只该死的猫跳到吉普车的顶蓬上，我开枪打它的事？记得么？” “记得——别再开始唠叨猫的事了，克莱，真是烦透了。我不想听这事。” “我不是要说这事儿，我光是说我把这事在信里告诉了洛雷塔。她跟心理学课全班学生讨论了这件事。在班上和班下。连那该死的教授和许多别的人也都参加了。” “那很好。不过我不想听它了，克莱。” “不，你知道洛雷塔说为什么我那么来劲儿给那猫一枪吗？她说我是暂时性精神失常。不开玩笑。是因为炮轰什么的引起的。” Ｘ将手指插进他的脏头发，往后梳理了一下，然后再次用手挡住灯光。“你没有精神失常。你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你打死了那只小猫咪，任何一个人在这情况下都会毫不迟疑那样做的。” 克莱用猜疑的目光看着他。“你他妈的说些什么呀？” “那猫是个间谍，你必须对准它使劲开枪。那是个披着件廉价皮毛的德国侏儒。因此绝对谈不上有野蛮、残忍、卑鄙，甚至是——” “他娘的！”克莱说，嘴唇绷得紧紧的。“你说话就不能正经点吗？” Ｘ突然一阵恶心，他在椅子上猛地转过身子，抓过字纸篓——总算还来得及。 等他直起腰，把脸对着客人时，他发现克莱很困窘地站在从床通向门的半路上。Ｘ本想说几句道歉的话，但又改变主意，伸手去拿烟了。 “咱们下楼去听电台里的霍普表演吧，我说，”克莱说，他虽然想躲远点但仍然力图表现得友好一些。“会让你舒服些的。真的。” “你先去吧，克莱……我要看看我收集的邮票。” “是吗？你还集邮？我怎么不知道——” “我只是说着玩儿的。” 克莱慢慢地朝门口走了两步。“我也许呆会儿要开车去艾赫斯塔德，”他说。“他们那儿有个舞会。没准会一直跳到半夜两点。要去吗？” “不了，谢谢……我可以在房间里练舞步的。” “好吧。晚安！好好歇着吧，哎，看在老天的分上。”门砰地关上，但马上又重新打开。“嗨。我把一封写给洛雷塔的信从门下边塞进来行吗？我在里面用了几个德文词儿，你帮我摆摆平行不行？” “行。快让我清静一会儿吧，真是的。” “这就走，”克莱说。“你知道我妈妈来信说什么了吗？她信里说她很高兴你跟我在一起而且整个战争中都这样。而且还共用一辆吉普车什么的。她说自从咱俩搭伴以来我的信写得水平高多了。” Ｘ费了好大的劲儿抬起头来看他，说道：“谢谢。替我谢谢她。” “我会的。晚安！”门砰地关上，这次是真的关上了。 Ｘ坐着朝门瞪看了好久，然后把椅子转向写字桌，从地板上拿起他的手提打字机。他在乱七八糟的桌面上为它清出一块地方，把那堆摊开的没拆的信和包裹往边上推。他寻思，给他在纽约的一个老朋友写封信也许能让他快点解除痛苦，即使疗效不会特别显著。可是他竟不能把纸平整地塞进卷筒，此刻他的手指颤抖得太厉害了。他把两只手垂到身边，等了一会，然后再试，最后却把纸揉在手里。 他明白应该把字纸篓拿到房间外面去，可是却一动没动，他只是把两只胳膊放在打字机上，头又伏了上去，并且闭上了眼睛。 头部的血管砰砰跳动了好几分钟，这以后，他张开眼睛，发现目光斜斜地正落在一只还未拆开的绿纸包上。那也许是他给打字机腾地方时从一堆东西里掉下去的。他看见这个小包已经转寄了好几次。光在一侧上就至少有自己的以前三个军邮信箱号码。 他动手拆包，但是丝毫不感兴趣，甚至都没去看寄件人的地址。他用的是点燃火柴烧断细绳的办法。他更感兴趣的是看着绳子怎样一路烧下去而不是拆开包裹，虽然他最后还是把它打开了。 盒子里有一张钢笔写的短笺，放在用纱纸包着的一样东西的上面，他拿起短笺，读了起来。 17号，——路 ——德文郡 6月7日，1944年 亲爱的Ｘ中士， 希望能原谅我在延搁了三十八天之后才开始和你的通信，我一直极其忙碌，我姨妈因患咽喉链球菌炎症动了手术几乎不起，我自当承担起一个又一个的重担。但是我经常想起你以及1944年4月30日3时45分到4时15分共同度过的那个极其愉快的下午，我写得这么详细是怕你也许忘了。 Ｄ日的事使我们全都异常激动以及敬畏有加，只希望它能加快结束战争与一种生存的方式，说这种生存方式荒唐可笑还是最最轻描淡写的呢。查尔斯和我都非常惦记你；我们希望扣敦廷半岛[11]首次强攻时你不在场。你参加了吗？请尽快复信。代向你太太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忠诚的， 埃斯米 又及。我非常冒昧地随信寄上我的手表，战争结束之前务请留下使用，我们那次短暂的会晤中我未曾注意你是否有表，不过这一只绝对防水防震而且还具有其他许多功能例如可以测知你正在步行的速度。我深信，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它对你肯定比我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希望你能把它看成是一件吉祥的护身符。 如今我正在教查尔斯读书写字，我发现他是个极其聪明的初学者，他也要在信上写几个字。请一有时间与心情就立刻回信。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爱你也吻你查尔斯 过了许久，Ｘ终于把信纸放下，更想不起要把埃斯米父亲的手表从盒子里拿出来了，当他终于想起，把它取出时，他看到表面玻璃在邮寄过程中已经震碎了。他不知道手表别处有没有损坏，他已经没有勇气去拧紧发条作一番检查了。他只是把它拿在手里，又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睡意，这让他简直感到心醉神迷。 只要一个人真正有了睡意，埃斯米啊，那么他总有希望能重新成为一个——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的。 注[1]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的代号。 注[2] 当时发给美军士兵用的一种信纸，一般都连同信封装在一只棕色封面的硬纸面夹子里。 注[3] 埃斯米在这段话里大量使用顶级性的修饰词。此处用的是个好几部篇幅很大的英语词典都未收入的“untransucally”，很可能是生造杜撰的，所以才引出了美国军人下面那段话。 注[4] 法语：我也该走了。 注[5] 即“欧洲胜利日”，指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那天。 注[6] 这里指二战时专为驻海外美军编印的一种简装本书籍。 注[7] 德语：《史无前例的时代》。戈培尔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 注[8] 美国纽约州的首府。 注[9] 美国喜剧演员，二战时经常参加劳军演出。 注[10] 法国西北部城镇。 注[11] 法国西北部一半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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