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鸫和田纳西的坛子
何小竹

说到我受翻译诗的影响，首先得提到的就是美国诗人斯蒂文思。而且主要是那首著名的《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以下简称《乌鸫》），其次才是《田纳西的坛子》（以下简称《坛子》）。我也受过弗洛斯特的影响，但这个放到以后说。现在只说斯蒂文思。
读到《乌鸫》是什么时候？应该在1984年到1985年之间吧。也可能是在《外国文艺》杂志上，也可能是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不重要。译者是谁，也不记得了。但是，这就比较重要。因为后来读到过另一个版本，其中的“乌鸫”被翻译成“黑鸟”。可能译者觉得这样翻译更有诗意。而我要是先读到的是“黑鸟”这个翻译，可能不会那么喜欢这首诗。为什么？我就喜欢“乌鸫”，它显得具体。如果没有这个“具体感”的词，整首诗那种抽象的形式化的语感就不能够成立。后来还买过一本《斯蒂文思诗选》，完全让人读不下去。要先读到这个译本，我压根不会喜欢这个诗人。
其实，《乌鸫》这首诗就意境而言，很像唐诗和宋词。它很抽象，但又十分有画面感。我不知道斯蒂文思有没有受到过东方诗的影响。但我估计这种影响在他身上是有的。因为，他那个年代，庞德及其“意象派”诗人很推崇唐诗和日本俳句，还做了大量翻译，比如李白和王维的一些短诗，他不可能没有读到过。只是，《乌鸫》这首诗中那种似是而非的哲理意味，就不大是我们这边诗歌的调子了。唐诗和宋词都基本没有“思”这个东西，而是着重于意象和意境。
如果说《乌鸫》与“我们这边”多少有点靠近，那么，《坛子》就跟“这边”没一点关系了。那个放在田纳西的坛子并非是一个自然的画面，而是形而上的一种“语言设置”。完全是“思”的产物。这个让我觉得新鲜，也很受启发。我的朋友杨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也是一种“语言设置”，是否受到过《坛子》的影响，我没求证过。但是，至少我自己在十多年后写的一首《送一颗炮弹到喜玛拉雅山顶》，就有《坛子》的影子。当然，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也是在写了这首诗之后，才感觉到那个影响的存在。只是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杨黎的“撒哈拉”，还是我的“喜玛拉雅”，所呈现的主要是一种语言的形式感，其中并无《坛子》那样的“思”的成分。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形式感，那它只能是这个语言本身的呈现。但如果它是一种“思”，就可以被替换为另一种语言进行言说，即具备可拆解的意义。
回想起来，我喜欢斯蒂文思，还不仅仅因为这两首诗。也包括这个人。或者，诗人本人的个性和生活经历所带来的影响还要更大。斯蒂文思不一辈子都是一位“业余诗人”。在美国，是有“专业诗人”的，他们栖身于学院之中，以写诗和讲授诗歌为职业。而斯蒂文思终其一生都是个商人。他的同事不知道他是个诗人。就是他朝夕相处的妻子，仅知道他“爱好”写诗，至于到什么程度（事实上他已经是美国诗坛极其重要的一位诗人）却所知不多。有人觉得，他这样的生活状态对他写诗有妨碍。但我恰恰认为，这是一个诗人最好的生活状态。这样状态中的诗人就像一个间谍，混迹于普通人中间，执行的却是“特殊的任务”。
另外，对一个诗人的阅读可以是极端个人化的。我对斯蒂文思的阅读就是这样。所以，我得到的关于这个诗人的印象无疑是十分偏颇的。借助于资料，我了解到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耽于享乐的诗人。他的大量诗歌都是“渲染”感官刺激的。只是，我没有读过他那些诗歌，对诗人也就没有这样的印象。在我而言，那已经是另一个斯蒂文思。而我所认识的这一个，是写《乌鸫》和《坛子》的斯蒂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