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代表问题 , KK 代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回答）

Q: 为什么你对法国的精神象征－－自由、平等、博爱－－感兴趣？
KK: 就和我对《十诫》感兴趣是同样的原因。《十诫》用十句话表述了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有着与之类似的作用。数百万人为这些理想而献身。于是我们决定看看，这些理想是如何被实践的，它们在今天又意味着什么。

Q: 你所感兴趣的是生活（生命）。那么是否是这个原因，而使你放弃了原先设计师的工作，转而进入 Lodz 电影学院，专门从事纪录片工作？
KK: 我想在描述这个世界的同时，通过影像，表达我的感受。那个时代属于那些伟大的纪录片导演：Richard Leacock, Joris Ivens。今天，电视终结了这种电影形式。电视工业不愿意看到世界的复杂性，它更愿意的是简单的报道，简单的思想：非白即黑，非好即坏......

Q: 你是怎么构思这三部电影及其相互关系的呢？
KK: 我们非常仔细的观察了这三个概念，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不过是从个体的观点出发。这些理念和人类的本性是对立的。当你在实际中真正涉及到它们，你甚至不知道怎样带着这样的观念生活。人们真的想要自由、平等、博爱吗？它们是否有名无实？我们总是带着个体的、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

Q: 你后来转向虚构（故事片）－－不过你仍旧极注重现实生活。
KK: 我想生活比文学作品要聪明得多。在纪录片方面工作了这么久，既有助于我现在的工作，又是一个障碍。就纪录片而言，剧本只是把你指向某一个方向，谁也不知道故事情节将怎样展开。拍摄的时候，关键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素材。所谓纪录片的工作是存在于剪辑之中的。今天，我想我还是这样工作的。我所拍摄的并不是真正的故事－－胶片上仅只是组成故事的元素。拍摄时，常有一些剧本上没有的元素被添加进去，而在剪辑时许多东西又被剪掉了。

Q: 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被深入下去，你不觉得到最后剧本纯粹变成了借口吗？
KK: 不，一点儿也不。绝对不会的。对我来说，剧本是我和一同工作的人交流的途径，所以它是关键。它可能只是个纲要，但确是不可或缺的根本。在那之后，许多事情可以被更改：一些想法可能被去掉，结局可能变成开头，但剧本的字里行间，所有的思想，是不会变的。

Q: 你把自己称为一个工匠，一个和艺术家相对的称号。为什么？
KK: 真正的艺术家总能找到答案。而工匠的知识总是限于他的技术之内的。比如说，我很了解镜头、剪辑室，我知道摄像机上不同按钮的作用，我多少知道些怎么使用麦克风。这些我都知道，可那不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于懂得怎样生活，生存的意义......诸如此类的东西。

Q: 这三部影片是否是分别拍摄，并且彼此之间隔了一段时间？
KK: 我们从《蓝》开始，1992年的九月到十一月进行拍摄。最后一天，我们又开始了《白》的工作，因为在法庭的那个场景中，你可以同时看到两部影片中的人物。在巴黎的法庭拍摄是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有许可证，于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我们一口气拍完了《白》的30％，因为它的第一部分是在巴黎发生的。然后我们去波兰完成了它。休息了10天，我们又到日内瓦开始拍摄《红》，那是在瑞士拍的，从1993年的三月拍到五月。

Q: 三部影片的剧本写得很完整吗？
KK: 拍摄的第一天之前，它就被很好的完成了，提前了6个月。要知道，选景是要花费时间的。你得考虑100个情节，3个国家，3个不同的摄影导演。你必须提前组织、准备，以完成和制片人达成的协议。

Q: 剧组人员在三部电影中有所变化吗？
KK: 摄影导演是不同的：《蓝》中是 Slawomir Idziak，Edward Kojinski 拍了《白》（他和 Andrzej Wajda 合作过几次），还有Piotr Sobocinski，很年轻，但很有才干，他拍摄了《红》。其他人，比如声效、布景设计、音乐的工作人员是一样的。这样的原则在《十诫》中很有效，所以我们保持了下来。

Q: 在没有全部拍摄完三部电影之前，你是否就开始剪辑了？
KK: 是的，从第一个礼拜开始，我就一边拍摄，一遍剪辑。甚至在休息的时候我都在剪辑。

Q: 你的影片越是切实，看上去就越有形而上的意味。特写越来越多，你和人物、物体靠得更近了：你似乎在寻找超乎具体与物质的东西。
KK: 当然我希望能超越具体的事物。但这很难。非常困难。

Q: 你在试图捕捉什么？
KK: 也许是灵魂。无论如何，我自己还没找到的一种事实。或许是悄然流逝却无法捕捉的时间。

Q: 人物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意吗？
KK: 我尽量想一些既容易被观众记住，又能反映人物性格的名字。现实生活中，有些名字让我们很惊讶，因为它们和其人并不相称。

Q: 对于《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你当时是不是想到了《福音书》中的维罗尼卡？
KK: 后来我想到了，但在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尽管是无意识的，不过看起来是个不错的联想。对于《红》，我问 Irene Jacob ，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最喜欢的名字是什么。她说是 "Valentine"。于是我把那个人物叫做 Valentine 。至于《白》，我把男主人公命名为 Karol（波兰语中的 Charlie ），是为了向卓别林（Chaplin）致敬。这个青年人，既天真又精明，颇有点卓别林式的性格。

Q: 《十诫》中充满了偶遇－－有些是失败，有些是成功。而在“颜色三部曲”中，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人们看上去也常有偶遇。
KK: 我喜欢偶遇－－生活中充满了这些。每天，毫不知觉的，我与本应认识的人擦肩而过。在此时，在这个咖啡馆中我们与陌生人紧邻而坐。每个人都会站起来，离开，继续他们自己的路。他们再也不会相见。即便遇见了，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这并不是初次见面。
在三部曲中，这些相遇没有在《关于杀戮的短篇》中那么重要，那里面，未来的杀人者和律师没有碰面是关键。在三部曲中，加入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影迷，他们喜欢在一部电影中找到另一部的影子。这对他们来说像个游戏。

Q: 每部电影中，都有个老年人想要把瓶子放进垃圾桶里。这是什么意思？
KK: 我不过是想，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衰老，我们终有一天，会连把瓶子放进垃圾桶的力气都没有。在《蓝》
中，为了避免这个场景看上去有说教意味，我把它过度暴光了。我估计这样 Julie 就看不到那个女的，就不会想到她自己的未来。她太年轻了，不知道终有一天她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在《白》中，Karol 笑了，是因为他发觉这个人的处境比他还糟。在《红》中，我们看出了 Valentine 的同情心。

Q: Valentine 知道博爱的价值，Julie 也将重新学会去爱。这样的话对于 Karol 和 Dominique 也能说的通。即便当你讨论自由和博爱时，爱总是决定性的。
KK: 老实说，在我的作品中，爱总是与原则相对的。它产生两难境地，它带来苦楚。有了它、没了它，我们都无法生活。你很少能在我的电影里找到幸福的结局。

Q: 不过《红》的剧本似乎说明你相信博爱。而《蓝》的结局是乐观的，因为 Julie 又能哭泣了。
KK: 你这样想吗？对我来说，乐观是两个有情人手挽着手走在夕阳的余辉之中。也许是走向日出－－随便什么你喜欢的。可如果你觉得《蓝》是乐观的，那么为什么不呢？相反的，我觉得真正幸福的结局是《白》，尽管那是个黑色幽默。

Q: 一个男的去监狱探望他的妻子。你把这叫做幸福的结局？
KK: 但他们彼此相爱！你难道愿意结局是，丈夫在华沙，妻子在波兰－－他们都很自由却并不相爱？

Q: 乍看上去，平等的主题在《白》中并不明显。
KK: 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找到：丈夫与妻子之间，在雄心的层面，在金融领域。《白》更关乎不平等，而非平等。
在波兰，我们说“每个人都比别人更渴望平等”。这实际上是一句谚语。它表明平等是不可能的：它与人类的本性对立。于是有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不过这是个美丽的词，必须不惜余力的达到平等......牢记着我们无法达到它－－这很幸运。因为真正的平等带来的是集中营之类的组织。

Q: 如今你已在法国生活了一年了。这种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对自由的看法－－于是而有了《蓝》的主旨？
KK: 不，因为这部电影，和其它两部一样，与政治无关。我讨论的是内在的自由。如果我要讨论外在的自由－－社会运动的自由－－我会选择波兰。因为显然，那儿还没有变。举一些愚蠢的例子。你有护照，能取美国。我不能。有一份法国的薪水，你可以买一张去波兰的飞机票，但反之并非如此。然而内在的自由是普遍的。

Q: 《蓝》像是《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的延续，后者又是《十诫》第9集中的元素的延续（患心脏病的歌手）。我们还能一直继续下去......每部电影看起来都为你的另一部电影给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
KK: 当然，因为我总是在拍同一部电影！不过那没什么新奇的。所有的导演都这么做，作家们也总在写同一本书。我说的不是“专业人员”，我指的是作家。注意，是作家，不是艺术家。

Q: 每种“颜色”都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拍摄。这是出于对欧洲电影工业的责任吗?
KK: 欧洲电影工业的概念完全是人为的。那其中有好的片子，也有糟的：就是这样。把《红》－－出于经济原因我们在瑞士拍摄的－－拿去瑞士是为了合作拍摄。但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开始思考......像《红》这样的故事应该在哪儿发生？我们想过英国，然后是意大利。然后我们决定瑞士是最合适的地方，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希望离中心远一点的国家。证据就是有关对欧洲关系的公民投票。它是欧洲中间的一个岛。而《红》是一个关于孤立的故事。

Q: 在法国拍摄而不说法语，困难吗？
KK: 当然，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可以在这儿得到资金。而在其它地方，我没有。同时，这比在一个我太熟悉的地方工作要更有趣。这丰富了我的观点。我在发觉一个如此不同的世界，一门如此复杂而丰富的语言！这可以体现在，当我建议－－当然是用波兰语－－在对话上做点微小的改变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用法语向我提出20种改变的建议。

Q: 你们在三次电影的拍摄中，创造了一部欧洲交响曲......
KK: 像你可能推断的，我们说法语、英语、波兰语，还有德语。我们创造了一种每个人都感到很舒服的氛围。与不同国籍的人在一起，我遇到没什么困难。

Q: 你感到欧洲化吗？
KK: 不。我有波兰的感觉。我感觉我来自波兰东北部的小村庄，在那儿有一座房子，我喜欢生活在那里。不过我在那儿并不工作。而是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