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影响我写作的阅读，是从卡夫卡的《城堡》开始的。那是1983年。
和很多人不一样，我不是通过《变形记》去结识卡夫卡的，而是一下就扎进了他的《城堡》。《变形记》与《城堡》是不一样的作品，前者开篇就说，格利高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而后者，土地丈量员K.在一个与“现实”别无二致的黄昏进入到这个村子。格利高里因为变成了大甲虫而改变了生活以及生存的境况。K.进入这个村子并没有变成老虎或是一只黄鼠狼，他仍然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这里的“身份”既代表职业也代表地位——他是城堡官方邀请来的土地丈量员。但是，他的生活和生存境况也在他进入村子之后受到了改变。K.的境况从本质上说与格利高里是相类似的，一种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荒诞感。但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却有很大差异。一个是将荒诞置于前台，一个是将荒诞隐蔽在幕后。我这样比较的意思是，如果我当时先读到的是《变形记》，我的写作练习可能会是另一种开端。记得马尔克斯在回忆其创作生涯的时候说过，当时他还是一个住在学生公寓的大学生，读了好多像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的作品，正为自己该怎么写而苦闷着，忽然有一天，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惊讶得从床上掉到了地下，内心里涌起一阵狂喜，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那我也能写了。我们从马尔克斯后来的成名作《百年孤独》里，不难发现《变形记》的影子。
但是《城堡》，它的那种掩饰在不动声色、毫无夸张之处的“现实主义”表层下的荒诞意识，却无疑让一个初学写作的少年感到了“写作的难度”。
将卡夫卡连同《城堡》推荐给我的，是一个叫朱亚宁的人。他当过“知青”，上过大学（77级中文系），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他面容冷俊，目光忧郁。事实上，在我那时的眼中，他就是卡夫卡本人及其笔下人物K.的现实翻版。可以这样说，《城堡》文本中的卡夫卡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朱亚宁对我一开始的写作构成了双重的影响。这影响既是文学意识（包括写作手法）上的，也是世界观上的。当我开始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面对物质的世界和语言的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卡夫卡化”了。所谓“写作的难度”也正在于此，你完全被那个风格性很强的“城堡”的阴影所笼罩，就算后来你知道了格利高里也可以变成大甲虫，从而开始其“想象”的旅程，但是，K.的一心要见城堡长官的执着，也让你对于那个幻象似的“文学城堡”的追寻变得执着甚至是执迷起来。
“城堡”之外，一切皆浅薄。这是我处身“城堡”之内将近十年的想法。
卡夫卡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其“传人”并无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两位拉美作家那么多，甚至几乎是没有。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的文学引路人朱亚宁没有写卡夫卡似的小说，本来我觉得他是最可以那样写的。如果要勉强找一个“传人”的话，湖南女作家残雪有点像。只是，她用力过了一点。或者说，有一些华丽和做作。这从残雪小说的立意以及语言上都可以看到。卡夫卡的立意是很隐蔽的，也可以说是不确定的。所有我们知道的卡夫卡的立意，都带有“阅读阐释”的意味，不一定是“本意”。而卡夫卡的语言形态就更是十分克制，乃至到了“干枯”的地步。卡夫卡小说的德语是最没有“文学性”的德语，这个很重要的语言问题汉语的翻译者是注意到了的，但我们的汉语作家们却少有认识。
我无力“干枯”，最终我走出了“城堡”。
2001年，我认识了一个小朋友，他叫乌青。他写诗，也尝试着在写小说。那一年，他的诗已经写得很好，小说还在练习阶段。仅我看见的几篇小说习作，已经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未可限量的可能。我问他喜欢谁的小说？他回答的第一个就是卡夫卡。这让我大吃一惊（像他这样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人少有知道卡夫卡的，更别说喜欢）。我问他读过《城堡》吗？他说没有。那你读的什么？他说，是《饥饿艺术家》和《歌手约瑟夫和耗子》那一类的短篇，以及更短的像笔记一样的东西。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他与我不一样，是在完全不同的“季节”和“环境”里认识的那一个卡夫卡。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卡夫卡。就这点而言，他有可能接近那个我无力企及的“干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