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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夏天，我结束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静静地在家里等着九月份的来临。此前我眼睛已经近视得很厉害了，于是那个暑假，家里人只允许我听广播，而不让我看书，更不用说看电视。那时电台开始直播，主持人开始说话了。他们经常说：“下面是一首文章为大家带来的……”我就很奇怪，难道唱歌的文章也在电台里面，这么巧。当时也开始了谈话类节目，《昔日重来》就是当时很好的一个，里面各色人等说着各自的故事，有一个男女之故事是那么的悲惨，悲惨得我十分想认识那位诉说良久的女主角。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叫杨松，后来读大学，在踢球时遇到过他。 成绩出来，我在近视而又未带眼镜的茫然中得知：我考得很不好，尤其是数学。所以，我害怕见到我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徐振邦。 一般的人身体都弓着，轻微或严重；而徐振邦的体形则是反弓，也就是昂首挺胸，自信与从容写在脸上，更写在紧崩的躯干和衣服上。他故意并且过分地昂首挺胸，加上个子很高，所以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摆摆的，对花花草草啊什么的都充满不屑。当时我们都怕他，怕看到他和被他看到。他的目光顺着他的鼻梁落在谁的身上，谁就会很别扭，感觉受到嘲弄。 但是我还是经常碰到他，学校离家很近，母亲又是学校的老师，于是老师们经常到我家来打麻将。徐振邦是麻将老手，我经常看到他赢钱的样子：那张本来不像日常中国人的脸变得完全不像人脸。 成绩出来后没几天，他就又和大家一起来了。他一见到我就说：牛山不要跑，跑什么跑。 然后他走过来，大手一把抓住我的脖子，抓得很紧，手指死死按住皮肉和毛发，扣进去，胳膊左右摇摆，一边摇一边说：你自己觉得考得怎么样啊？啊！ 我想挣脱，但越用劲他的手就越有劲；我放弃抵抗，他还是在持续用力。我们就这样耗着，实际上是他就这样耗着我。别的老师，包括母亲都没觉得这里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拖好桌子板凳，铺好桌布，哗的一声，麻将倒在了桌子上。听到麻将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我更心烦意乱了，进而气愤了，想骂人。 刘老师喊：徐振邦，快过来打。 刘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我语文也没有考好，但是他对我的关心或气愤少了点，最多冲我笑笑。 徐振邦说我先治治这个小牛，马上来。 我一听，觉得处境很悲惨，就没能控制住自己，破口大骂起来：你妈妈才是小牛呢，我有什么事情啊，要你治。 你治你妈去吧…… 大家都愣住了，没有料想到我会不管不顾地辱骂师长，尤其是母亲，她觉得实在没有面子，事发地点是自己家的堂屋，当事人是自己儿子，她无地自容，以至于没有恼羞成怒。 我却自豪。在学校和同学吵架，骂他的母亲是最有杀伤力的。以至于很多人在吵架时会在事先或中途严正声明：你骂我可以，随你怎么骂，但是你不要骂我妈妈。那表情似乎是高手，谈判高手。 今天我骂了，明天我要说给别人去听。 事情收场得很快：我被拖到自己的房间里，禁止出来。其实我自己也不敢走出来面对那一大群老师。他们继续在堂屋里打麻将，直到深夜，他们一直在说话，我一直以为他们是针对我的。情况也差不多。 第二天，我已经不用上课了，而非毕业班的学生还在继续，母亲还要上课，所以，她丢下一句话：等我也放假了我好好治治你。你上天了！ 她对我说话一贯凶狠，我很多年都很害怕。当然现在不怕了，好比现在不再相信世界上有鬼有神有报应一样。现在是言行肆无忌惮，基本没有了敬畏。 那时，离母亲放假还有五六天。五六天的时间，就我一个人在家，过于漫长。父母的房间被锁上了，因为里面摆着电视。他们害怕我看电视，尤其害怕我看到电视里不健康的内容。于是我想出去玩。当时的决定是去江边的外婆家，和表哥一起玩，打桌球或者看录像。去外婆家，骑车只要十分钟，但是当时去那里，是一件盛事。 我把门锁好，然后骑上母亲的自行车到学校，准备把钥匙交给母亲。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家里的钥匙，至今也没有。 一踏进学校的门，就偏偏遇上了徐振邦，他大喝一声：牛山你过来！ 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想很傲慢地走开，但是没敢。 他又喊：过来，过来我跟你谈谈。他说“我跟你谈谈”时，声音已经降得很低，平常如亲切交谈。 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仰视他。他低头看着我，在笑。然后，他伸手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啪的一声在我的脑袋周围荡漾开。我那正准备歪向一边的脸还没开始歪的时候，徐振邦反手又是一个，用手背，打另外半边脸。 我两只耳朵同时开始发出嗡嗡声，在这高频噪音里，徐振邦说：昨天在你家，我不好意思打你。今天跟你妈妈说了，她说，打。 我的泪水挂在脸上。和妹妹一样，我好哭，以前我不承认，现在我看着妹妹特别好哭，就承认了。 他又说：我其实也不想打你。但是每个老师都说要教训你。你记着两点：第一，不要骄傲得意；第二，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发脾气。 然后他轻轻地拍了拍我已经开始肿胀的脸，发出啪啪的声音，像是哈哈哈的笑声，徐振邦也很疼爱地对我笑了笑，走了。 我站在原地，眼泪像钥匙一样挂在胸口，亮晶晶。想了一会儿，决定还是把钥匙给母亲，告诉她我要出去玩，中午在外婆家吃饭。 我把钥匙给母亲，她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她对我说着什么，但是突然间，我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她的严厉又透出温和的表情里，我觉得她是在说：去就去吧，早点回来。随后我发现她又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在心痛我吧。我鼻子一酸，张口大哭起来，但是我听不到声音，只是凭借往日的哭的经验，尽情地张大嘴，让眼泪哗哗地流，在想像中巨大的哭声里，眼泪流得更欢了。 母亲吓坏了，其他老师包括徐振邦也都惊慌失措。他们一下子把我围住，而我正好站在办公室，在国旗旗杆下面。他们围住我和旗杆，外人可能会以为国旗掉在了地上，或者是旗杆的根部突然裂开了。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 我被一群比我小的孩子簇拥着，往学校不远处的家里走去。他们是一年纪、二年纪的学生，有的在笑，或者互相说话，个别人在劝我；而我在哭，年纪最大个头最高的我推着自行车走在队伍最前面，发出最大的声音，一路哭到家。他们很好奇，在回头和停顿之后，还是离开了；我继续哭，直到能听见。 短暂的失聪之后，我首先听到的是马路上传来的拖拉机的突突声，持久、强烈，破碎、持久，让人烦不胜烦，像被人连续往脸上抽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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