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洛丽塔》的两次阅读
◎ 何小竹
此时此刻，我的书桌上摆着两本书，它们的书名都叫《洛丽塔》。一本是1989年5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洛丽塔》，一本是2006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洛丽塔》。书的原作者是同一个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两本书不仅装帧大异其趣（1989年漓江版做的是一个半裸女人的封面，2006年上海译文版的封面则是简单的一个线描图案配上书名），且在厚度上居然相差近两百页（2006年上海译文版为此在书的腰条上打出了“全译本”的字样）。看着在出版时间上相距17年的两部“不一样”的《洛丽塔》，我想不感慨一下都不可能。
在中国读者中，知道纳博科夫其人的也许不多，但知道《洛丽塔》的却绝不在少数。因为这部小说曾经两次被拍摄成电影，一部是黑白的，一部是彩色的。但两部电影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才传到中国。因此，1989年购买《洛丽塔》的读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冲着纳博科夫这位作家的名头以及《洛丽塔》的文学声望而去的文学爱好者；另一类则是对文学一无所知，仅仅是受书封上那个半裸女人以及“开禁小说”的宣传语蛊惑，“莽撞”而去的猎奇者。那么，2006年，购买上海译文版《洛丽塔》的又将是那些人呢？我觉得，像当年那样的猎奇者应该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类人，那就是对作品本身有所了解（哪怕仅仅是通过电影而了解的）文学/艺术爱好者。包括早在1989年就买过漓江版的读者，这一次购买，是重读与收藏兼而有之的。我本人便属于这后一类读者。
我是从《普宁》这部小说“认识”纳博科夫的。那是1983到1985年期间，纳博科夫的《普宁》与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鼠疫》、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以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起，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这之后，又在《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上陆续读到他的《微暗的火》（节选）以及相关的文论和传记资料。毫无疑问，从一开始，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文体实验者，一个“现代派”作家。他的人生经历也十分独特，20岁从革命后的俄罗斯流亡到欧洲，开始用俄语和法语写作；41岁移居美国，转而用英语写作，并主要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诗歌和评论作品，同时也在美国多所大学教授俄国文学，还是一位业余的蝴蝶采集和研究者。这时候他虽有名气但并不富有，一家人长住旅馆达十余年，直到1955年《洛丽塔》问世。
《洛丽塔》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一个叫亨伯特·亨伯特的中年鳏夫娶了一位叫黑兹的年轻寡妇，但他娶她的真正目的却是因为看上了她的女儿，当时尚是幼女的洛丽塔。而他之所以有这种“恋童”的癖好，又是源于其童年时的“心灵创伤”（与邻家女孩未遂的性行为）。小说便是以这位中年男人对洛丽塔这个女童的异乎寻常的迷恋而展开。最后，主人公亨伯特因妒忌而杀死了洛丽塔的年轻情人。如果没读小说，单从故事的梗概去猜想，前半部分像是一部色情淫秽小说，而后半部分则又像是一部社会犯罪小说。但如果你是对纳博科夫这位作家有所了解的读者，这样的猜想就不大可能发生了。
初读《洛丽塔》我才26岁，年龄与小说中洛丽塔的年轻情人接近。再读《洛丽塔》的今天，我已43岁，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亨伯特成了“同龄人”。可想而知，两次阅读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我还发现，虽然这次是“重读”，但我却像在读一部我从未读过的小说一样。这种“陌生”的感觉并非因为不同译者的版本所导致，尽管比较起来，1989年黄建人翻译的漓江版确实在文笔上要比2006年主万翻译的上海译文版要逊色得多。我认为，“陌生”主要来自于“时间”的奇妙作用。按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应该带着“距离”去阅读的，即抱着学习其写作技巧的目的。但事实上，两次阅读我都像“普通读者”一样，完全被“带进”了小说。只是，由于年龄（阅历）的因素，第一次“带进”，我更“靠近”洛丽塔及其年轻情人一些。第二次“带进”，就比较“靠近”那个有些异乎寻常的几近疯狂的亨伯特了。
人的情感的确是不能完全以对错量度的。正如亨伯特的行为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审判与制裁，但是，他那异乎寻常的几近疯狂的情感，除了上帝（假如有这样一个行而上的存在），谁又能去审判乃至制裁呢？尽管纳博科夫本人在小说的序文以及跋文中都煞有介事地为我们做了一些“道德”的“提示”，但是，小说写出来后在美国的戏剧性遭遇（从最初被拒绝到之后成为畅销书）本身就说明了，仅用好与坏（对与错），根本解释不了（更说不上解决）人在情感中所面临的诸多危险和困境。
《洛丽塔》，纳博科夫著，黄建人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5月版。
《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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