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的DV
乌青

在中国成都，有一位女诗人及艺术家，她的名字叫翟永明。她在玉林西路开了一家叫白夜的酒吧。而她的家住在浆洗街。在中国成都，有一位男诗人及作家，他的名字叫何小竹，他的家住在二环以外的神仙树北路圆通一巷。2001年夏的一天，何小竹带着我，来到浆洗街翟永明所住的电梯公寓的楼下，然后他站住了，因为他忽然记不起翟永明住在几楼几号，他拿出他的诺基亚手机，给翟永明打电话，但是手机关机电话又占线，于是我们只有呆呆地站在楼下等。这时候，下起了小雨。保安有那么一点开始关注我们的举动。

大概十几分钟以后，我们成功地进入了翟永明家。何小竹和翟永明坐在沙发上聊天，我说的第一句话大概就是：翟姐，机子呢？翟姐指着电视机旁边的一个黑色的包，说，在那儿呐。于是我有生第一次摆弄DV机——一台SONY DCR-VX2000E。我打开电源开关，拌到“摄像”的位置，指示灯亮了，可是无论从取景器还是显示屏里看都是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我没有打开镜头盖。这个下午，我激动地对着房间里的事物以及阳台外瞎拍了一通，大约半个小时后，我很自信的说，我要拍一个片子。翟姐说，好啊，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就在那一刻，我想我开始了我的DV。如果不是接下来的几天一直下雨的话，第二天我就可以开拍《找钱》了。因为在此之前我的脑子里已经什么都具备了，剧情、拍摄手法、演员、场景，甚至细节。由于那时候我对后期剪辑一无所知，而且也没有条件，所以我必须先在脑子里把镜头分好，然后严谨的拍摄，我决定采用完全无剪辑的一次性拍摄方式完成我的第一个短片。尽管我对导演和拍摄都毫无经验，但那时候我非常自信，甚至比后来的拍摄还要自信。但是在等待天晴的日子里，我发现我很紧张，仿佛不是要拍一个DV短片，而是要去抢银行。脑子里的东西不停翻腾重组，最后我已经不知道我会拍出什么东西了，我只知道我要拍和怎么拍，只有等拍完了才知道什么样。我对演员：六回、离、何小竹、肉、张宓等说的话都很少，因为他们基本上演的都是自己，我只需要告诉他们将要发生什么，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事情了。我没有剧本，只是在开拍的前一天，草草的写了一个拍摄备忘录，后来我发现我根本连这个都不需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浙江东部沿海的一个海岛县城上高中，那个时候我被周围的人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人，是贬义的与众不同，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是写作以及拍电影之类，我固执的认为凡是我不想做的都是不值得去做的，我父母的理解就是懒惰。后来我离开了我的家乡，在一些城市沮丧的出没，最后固定的出现在成都。

关于《找钱》我一直没有什么想要多说的。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并看完的话，它将花去你22分种时间，你将在你的屏幕上见到这些第一次表演的演员。它很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笑声。一般来说观看者会对剧中主要的情节：一次荒唐的抢劫，记忆深刻。整个片子的拍摄时间大概花了一个下午，应该说拍摄的很顺利，翟姐不旦提供了DV机和一盒DV带，最后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片子拍完之后，我跑到电脑城把它原封不动地转成VCD，然后回家放到抽屉里。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件事情，一件我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好象突然间DV和我又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不知道再次使用DV会在什么时候。片子后来在白夜酒吧放了几次，好评和坏评都很少。奇怪的是，有一个人跟我说，我看了你的《找钱》好几遍，后来的剪辑版比较好。我对他说，你看的每一次都是同一张VCD放的，我从没有剪辑过。

2001年10月下旬，我接到一个电话，杨黎说你来北京，我们拍个记录片。于是我马上动身去了北京，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为一本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书的采访套拍一个记录片，在这个片子里将出现很多全国各地的重要诗人，所以我们要去一些城市。临行前杨黎带着我去找了吴文光，希望他能给我们的拍摄提供一些建议。吴文光给了我四个字：永不关机。我明白他的意思，并且在之后的半个多月每天的拍摄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这使得我的这次拍摄工作相当疯狂，连诗人们的上厕所也不放过。当我从十几城市回到成都，包里已经装了三十多盒拍过的DV带和无数采访机的录音带。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这片子后来一直没有剪出来。

在杭州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在内心开始想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退学呢？这个问题和“我是不是要退学？”的区别的是，我还没上学就已经准备退学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我想了太久，以至于想到了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这个时候我告诉自己，你赶紧退学吧，再不退就没机会退了。就这样我浪费我父母不少学费。也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好好的上过一天课，不瞒各位说，我学的是编播，其实主要是播音专业，我的普通话水平是全校第二差的，而第一差的这个人在第一个学期就来找我商量，我们是不是换一个专业？我说换就换吧，于是我们去找校方说，但是倒霉的是，校方同意的让那个第一差的人换成摄像专业，而不同意我换，老师说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希望学好的，于是我就成了第一差的。我一直怀疑这是不是第三差的人在老师面前说我的好话呢？我再也不上专业课了，天天跑到网吧里上网，那是1998年，网络刚盛行起来，我很快沉迷其中，那时候上网的人都还单纯，比较容易交上朋友，我最重要的两位网友一个叫竖，一个叫肉，我们都写诗并且有相近的艺术倾向。当时竖在上海一个公司工作，肉在湖南湘潭大学上学。杭州和上海很近，我可以经常到竖那儿玩。有个冬天，我们把肉也叫到上海，一起过年。我第一次见到肉，他的形象和现在没有区别，头发很长。就是他后来由于爱情的召唤退学去了成都，然后，竖的诗被博库网购买网上的版权而得了一笔不少的稿费，而我这个时候在到处跑来跑去流浪。竖说我们一起去成都看看肉吧，于是我们去了成都。成都，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和竖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两夜。

有一件事情我一开始就准备忽略掉，现在我依然准备把它忽略掉，就是首次橡皮·白夜酒吧影音周。这个活动虽然是我发起策划的，但是活动的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出现在现场。原因就是我拍那个关于第三代诗人的记录片去了。我错过了观看很多片子的机会，特别是朱文的《海鲜》、吴文光的《江湖》等等，这些片子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

但是这件事情之后，一个叫何直儒的学导演的学生经常来找我，我们商量合作拍一些DV短片。何直儒出钱买了一台佳能MV400i的DV机，找了一个可以剪辑的地方，我做了一个叫koopee的网站。原先整个计划是找大约十几个人，每人各拍一个或几个3分钟左右的DV短片，但是我们发现在成都找人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演员什么的都是问题，当然，更主要的是没钱。最后我们找了5个人共完成了7、8个长短不一的短片。

第一个片子是我的《星座V》，三分多钟。演员只有六回一个人。在一个下午，六回剃了光头，带上炒菜用的铲子，我们出发了。场景是我所居住的附近的一块土地，这块地大概是要盖房子却没有盖，在城市街边显得有点奇怪。片子的情节是：六回穿过一条街，走到那块土地的中间，蹲下去从后面掏出铲子挖地，挖着挖着，他挖出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然后他翻开报纸，里面还包着一层，他翻开一层又一层的报纸，最里面是一个苹果，然后他吃掉苹果，然后肚子疼，倒在地上，最后是一个远景，他倒在地上。整个片子我还是没有用后期剪辑，因为我的镜头都很严谨没什么好剪的，我只是在后期处理掉了几乎所有的声音（保留了几秒种的摩托车声响），并把影象处理成黑白的，使其成为一个黑白默片。我得承认这是一个拥有莫名其妙名字和莫名其妙内容的片子，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它就没有任何意思。它只是满足了我对莫名其妙的一点个人喜好。但是一些观看者往往更莫名其妙，很多人问我：那块地象征了什么？那些报纸象征了什么？那个苹果又象征了什么？这个时候我的回答五花八门，什么爱情啊欲望啊理想啊希望啊死亡啊命运啊等等词汇随便往土地、报纸或者苹果上套就行了，有时候我干脆就和对方说，苹果象征着你。

我的第二个片子在即将完成的时候夭折了。最后几个场景是在一个茶楼里拍，一开始服务员小姐还特别合作，帮我们开灯，快要完成的时候，他们的经理出来了，他早不出来完不出来偏偏这个时候出来了，他要我们把在茶楼拍的镜头全部抹掉，否则不让我们离开。在交涉了一个小时依然没有结果后，我们被迫放弃，当然我还是甩了点花招没有抹掉已经拍了的镜头，可是片子无法完成了。后来母带在拍别的片子的时候还是不小心被抹掉了（我们的带子不多，经常反复拍）。这个片子叫《大黄蜂》，毫无疑问，在镜头上它相当具视觉冲击，这点在完成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这也是我暴力渲染最浓重的片子，还有，这也是我第一次主演的片子。在拍一场戏的时候，由于六回多次无法表演到位，我情急之下当众抽他一个耳光，他充满委屈和泪花的接着拍下去。这是一个令我难忘的片子。但是我们永远看不到它了。

我目前最满意的片子，只有2分钟，叫《乌青的叙述》，它像我的诗歌和小说一样优秀。它叙述了什么？我等会儿告诉你。

成都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阴沉的天空、辣和麻，还有人们对麻将的热衷。我和竖用比较文化的说法，称之为迷幻之都。我在成都已经呆了两年多，已经习惯和接受这个成都，除了辣，这跟我的家庭很有关系，我的母亲是那样的畏惧辣，如果把一根筷子放在辣椒粉上沾一下，然后无论怎么清洗，当我的母亲的嘴碰到这根筷子的时候，她几乎会尖叫起来：怎么这么辣？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热爱的口味是鲜，她喜欢做一种牡蛎汤，这种汤的名字叫“天下第一鲜”。

杨黎和何小竹。这两位诗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的作品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震撼了我，影响了我的写作。可以说他们是我当时崇拜的青春偶像（简称“春偶”）。2000年，这两个人都住在成都，我们有一条线索——一本叫《1999中国诗年选》的书，我和竖来到成都的当天，肉陪我们去玉林西路和芳草街交界口的小书店，我们各买了一本（竖买了两本，有一本要送他上海的朋友，肉早就买了一本）。回去后我发现我的书的侧面有那么一点扭折，我对肉说，我们换换吧。肉说，你的书有瑕疵就跟我换啊，不干。我又竖说，我们换换吧，竖也说不行。最后我们决定把我的书和竖要送他朋友的那本书换一换。如果说到奇迹，那么第二天就发生了。我们很偶然得到了何小竹的电话号码，在街上我们决定给何小竹打个电话，可是谁来打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打了以后说什么？我们三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我拿起了话筒。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当时说了些什么，总之十几分种后，我们站在一个立交桥下面，何小竹向我们走过来。然后我们坐到路边的茶铺，没说几句，我们纷纷从包里拿出小本子，把当天写的诗念给何小竹听。就在那一刻，我从何小竹的脸上知道他从我的春偶变成朋友了，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十几岁。当天晚上，何小竹请我们吃火锅，杨黎也出现了。吃完火锅我们又去酒吧喝酒，直到深夜。

我为什么留在了成都？是因为我的生活因此发生了改变，更因为我对生活的态度因此发生了改变。2000年底至2001年中旬，在成都我度过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这段日子我称之为我的“橡皮时期”，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杨黎和王镜开的橡皮吧，在那里度过一整天，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样把橡皮文学网建设好，当然还有我的写作。在橡皮吧我见到了曾经崇拜的人，比如韩东，还认识了许多朋友。我的“橡皮时期”结束于橡皮吧的卖掉，杨黎去了北京。不久后我也不再负责橡皮文学网。

好象就是我的“橡皮时期”刚刚结束的时候，我的堂弟，第二次来到了成都，并呆了下来。我很早就对他说过，我如果有机会拍一个片子，一定要你来主演。于是我准备了《找钱》。《找钱》的情节也正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六回来成都找他哥，也就是我，但是他找不到我，我失踪了。因为这个片子的导演和摄像就是我，我不可能和六回同时出现在镜头前，所以我只能“失踪”。六回找不到我，又没有钱回家，所以就开始找钱，先是在我家和我女朋友离一起找钱，但是找不到钱。接着就到别人家找了，就是何小竹家。也就是抢劫。

我认为我的每一位朋友都将是出色的演员，如果他们的表演有问题，那一定是导演或者别的方面的错，而不是他们的错。就像何小竹对他的《找钱》里的表现不满意，这显然是这个片子和我的问题。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和条件我一定再找我每一位朋友来演我的片子，那将是那么美好的事情。我最喜爱的电影是《低俗小说》和《落水狗》，它们是由同一位导演的作品。这位导演的名字我想不用我说了。那样的作品是我的主要方向。

最近我从几个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同样的信息——一些搞DV的人看到我的作品，他们一致认为，乌青拍的东西不是DV。这个意思的潜台词是，他们拍的才是DV。显然他们已经把DV定义了，符合他们的定义的就是DV，否则就不是DV。我很荣幸被他们的DV抛弃。这使得我可以大言不惭的在DV这两个字母前加上定语“我的”。这个“我的DV”就是“乌青的DV”，就是另一种DV。当然我的诸多观点也遭到痛恨，何直儒的一个朋友去了北京电影学院，他反馈来的消息的，那里的一些学生，对乌青简直是必先杀之而后快矣。

我在创作的时候我的确不关心什么DV不DV，能弄到什么设备就用什么设备拍，刚好只能弄到DV机，于是就DV了几把。有电视台什么的采访我，对DV的看法。对DV我能有什么看法呢？就像问我对电视机或者照相机的看法一样，我能有什么看法？我说，DV好。然后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不久前，我差点成了一个职业的剪辑师。我发现一个所谓“好”的剪辑很多时候是在为一个糟糕的摄像服务，因为摄像拍得太差了，才需要剪辑来赋予一层又一层的意象和意图，使观看者忽略掉摄像和影象的本来面目。所有的剪辑者的感觉都来源于文化，来源于他先前看过的片子和影象知识。雕琢性的剪辑明显是对影象本身的破坏，我每剪一个片子就更加强了我对自己的片子不剪辑的信念。

我在拍DV的时候，有几个习惯：1.尽量不使用变焦功能。2.如果需要手拿摄象机拍摄的话，一定不按人们习惯的方式拿，即右手套在握袋里拿摄象机，这样的方式已经变成一种模式和文化动作，我会以随意的方式拿（一般我是用左手像拿手电筒那样拿）。3.尽量多使用远景和特写，少用或不用中景。4.尽量使用低角度拍摄。5.让一部分需要的事物在镜头之外，即强调局部而不是整体。

附上一篇文字——《关于我的影片》：

1.我从没有学过影像专业，也从没有在文化的角度去研究过影像，这使得我和多数专业人士和研究者几乎无法进行关于影像的探讨，我完全看不明白他们的分析和研究，在我看来他们的目的的把简单的事物弄得复杂，把复杂的事物弄的更复杂，他们强调意义。我对电影的思考和我对文学的思考是完全一致的，我需要的是事物本身。影像的本身就是活动的画面和声音，我要做的把影像还给活动的画面和声音以及事件本身，如同把诗歌和小说还给语言和事件本身。我是坚决的反意义者。
2.我拍的第一个东西《找钱》之前我的手和DV机的接触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也就是说我对技术一无所知，但是我很自信，并且很快的完全独立（没有请教过任何人，自编自导自摄）的完成了这个东西。出来后我很快发现这个东西的一部分很自然的落入的文化的圈套（即使在反文化的安排），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他令我满意的地方仅有两点，一是在影像上他使事件本身充满了可能性和自觉性，事件在一段过程里带领了影像的前进和发展。二是在声音上，导演突然自己开始唱歌事实上破坏了原来的声音结构（可惜不彻底）。
3.《星座V》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个观念的东西。事实上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本来就是准备在这个影片里把一切都交给影像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作成无声和黑白片的原因。他无所不在的“意义”恰恰说明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东西。失败的是，我发现我对影像过于控制，束缚了事物本身的活力和自由以及可能性。
4.《乌青的叙述》是我目前最满意的作品。他的不可复制和模仿的（包括我自己），和我的诗歌、小说一样。我把小说的叙事方式完全并混乱的抛给了影像，并任其所为。我发现他像上帝一样聪明。把我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清晰告诉我自己和每一个观看者。这使得他必然在影像的整体形态上突破了一切规范，这也正是我所认为的创造性所在。这个创造性的影片使我感到满足。

我好象还没有讲《乌青的叙述》，那么再附上一篇文字——关于我的短片《乌青的叙述》：

其实这个不到两分钟的短片，我想出来大概也只花了两分钟。但它涉及到另一个我想了很久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一个人拍一个情节短片而且要有意思？（我绝对不允许自己拍出一个观念片出来），这次我一个人身兼四职：导演、摄像（我没有用脚架而是用手拿）、演员A和演员B。拍摄是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的（还有一条小狗），单就一个人演两个人这样的戏就是我很想玩的，而在这个戏里我一只手要拿摄像机，另一只手演一个人，而脑袋又演另一个人，身体又是两个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觉得叙述还是很清晰的。拍完后我相当兴奋，我认为这肯定是我最好的片子，不需要一点加工和剪辑。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