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桥上看你
作者：静树

     一元的硬币最容易掉。
　　我几乎天天都给大伟打电话，让他早点回家“运动”。
夜里我比较苦恼，我总是在请求他，他会轻轻地抱着我，跟我抱怨他的工作有多累。 如果我继续请求，他就会问我：“你是个女人吗？”或者，更进一步，他会问我：“你是个人吗？”对这类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一般不说话。我会耐心等待他注定发出的鼾声，那时我将小心地绕过他的身体，像一只形体幼小却柔软、狡猾的四足动物，轻脚轻手地爬下床。
我不会开灯，半躺半依在沙发上我默默地拯救自己，稀薄的体味像孤独一样弥漫。
　　在黑暗坐一会儿，有时我会到洗手间去读几页书，甚至一边读一边还写上几句，跟马桶在一起的意识给我一种认同感和安全感。有一次，夜里我做了一个性梦。据说女人少有出现性梦，按理说结婚后的女人更不会做性梦，但是我不。我以为我关照过自己了，就不会出现那样的梦，但我还是看见自己在一扇窗子前，尽管有窗帘，下午的阳光还是透进来了。床上有两个男人，我正趴在其中的一个家伙身上，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我看见自己的乳房非常突出，她们被一付文胸高高地托起来。两个小孩站在楼顶通过窗子看着我，他们不时地小声交谈，我不觉得羞耻，完全如痴如醉。但是大伟在推我：“快起来，六点了，快起来写字，你让我叫你的”。我被叫醒了，沮丧地向他说，我昨晚写到两点多，我今早上想多睡会儿。闭上眼，我很想把好梦做完。
　　我们的院子是三角形的，刚刚搬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新鲜，三幢小楼两两相望，那时我曾告诉大伟，初中的几何老师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当时全班爆笑。听我这样说，大伟也笑了。我们在这个院子的一幢和二幢各有一套房子，大伟的父亲留给我们的，“你们住一套，再租一套出去，即使两个人都失业，生活还可以继续。” 老人家的担心有点多余，至少对于我，因为我几乎从没有找到工作，就谈不上失业了。我没日没夜地写，我的行为并不被货币赞同。大伟一个人工作养家也不容易，为了省钱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大伟每天都要检查我的手机和家中的座机，一条一条记录地检查。又比如大伟每月给我一些钱买菜，我详细地记帐，他详细地审计。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块钱和帐目对不上，感到很伤心，如临大敌地拷问我，我很生气，又一时说不清楚。我不知道，这是否应该算作战争的转折点。总之，我被这位自以为通情达理的原告兼法官宣判有罪。接下来是对刑罚迅速而果断的执行：他很慢、很轻、甚至很风度翩翩地吸了一口烟，说：“肯定是给哪个奸夫打电话去了，你看我们不合适，绝对不合适。”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正在打开衣橱。从此之后，每次我一打开衣橱，就跟拧开了某种神秘的话匣子开关似的，那句话就会重现。
离婚，作为习惯性的防守者，我只能在指甲盖那么小的阵地上坚守，战斗的方法是话越来越少，直至基本不说，而且基本没什么表情。有段时间，我也不写作了，天天练习签名，我想把自己的名字设计成一片凋零的树叶，成为那份最终要呈现的终战文件上唯一的美术作品。我忍不住幻想，很多很多年后，当人们偶尔发现这场小小的战争的遗迹，他们会为这片不朽的树叶而惊诧。可我总是不太满意自己的设计，直到我做了另一个梦。我梦见一个中年男人在地坛公园找崔健签名，可不知怎么的，签名的人变成了我。我在他有点汤迹的老头衫上一挥而就，结果画出来一片树叶儿，但是，我在梦里很清晰地看出来，尽管是很轻松的一挥但是画出来的树叶儿却非常细腻，优美：名字的笔画构成细血管似的画主树脉的时候，我的手发抖了，两条主树脉让叶子变成了一张欲语还休的唇。

　　大伟搬走时，我没有流下他期待中的泪水，默默地帮他收拾东西，“你真是个硬心肠的女人”，我没有停下来，继续收拾，七年下来，我们的家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用不上，又舍不得丢，东西就越积越多，我想，也好，终于有机会作一次清理。凡是一式两份的，我都留下一份给自己，或者说公平地给他一份，尽管他说他用不了那么多东西，谁知道呢？或许有天就会用上。
　　夫妻一场，让我想起他的东西很多，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件深蓝色的牛仔服，披在肩头就像还在他的怀里。还好，他毕竟没有完全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我发明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个偶然的发明。大伟有两只苏制的50倍军用望远镜，我留下一只，有一天，我无意间举起它向二幢大伟的窗口望去，天啊，太清楚了，50米以外的东西像1米之内观看，1米之内是爱人的距离，我的男人像从前一样清楚地出现在我眼前：他的胡子刚刚刮过，左颊上还留下剃须刀留下的小小伤痕。太近了，仿佛伸出手，我就可以重新触摸到他，开始我告诉自己，这样观察他，仅仅是为了避开他出门的时间，省得在院子里碰到大家尴尬。
婚后我特别珍惜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一部喜欢的碟片，写几页文字，如果他在家，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他就觉得缺少关心，感到被忽略了。有一次，大伟去他同城的同学那里过夜，我就整整地写了一夜，只有那样的一气呵成，才会有贯通的感觉。半夜，在自己家里散步，我把总共六十平米想像成很宽广的样子，我漫无目的地走在里面，从卧室散步到客厅，从客厅散步到厨房，这种习惯在大伟在的时候就养成的。现在属于我的时间突然变成一整块一整块的，我写作的速度却变得极为缓慢，每天不超过一百个字，写到一百零一个字的时候，我就感到进行不下去，再写就是兑水，兑水的东西即使印出来，唯一的命运就是被打成纸浆。更主要的是现在我比以前更忙了，因为我越来越依赖我的望远镜：如果大伟在那边穿灰色的衬衣，我在这边会为了配合他而穿上红色的长裙。我喜欢偷看他的餐桌，啤酒是单身男人的最佳伴侣，他不太会照顾自己，有时候买上整整一桌子的菜一个人猛吃，吃不完的统统倒掉，有时候他无数次打开小冰箱，也没有从里面找出什么来。我依然买他喜欢吃的菜，如果我观察到他感冒了，一定会将菜作得清淡一些。大伟喜欢吃麻婆豆腐，但这道菜的程序过于复杂了，以前我为了节约出写作的时间，常常用快餐面中的牛肉底料加上豆腐来对付他，现在我从为他作菜的过程里得到了很大快乐和满足。我找到了一种积极的生活，盐用完的时候，也不象刚离婚时那样觉得感伤。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能感受到他，又不会担心他锋利的伤害。我不担心他会发现我，因为他对一幢那曾经熟悉的窗，已经全然没有了兴趣。不过，我还是采取了一些小小措施。对于这种生活，一小心不我就要觉得美满。
　　我正活得有滋有味的时候，有个女人闯进了我和大伟之间。她住在三幢，每天夜里一点左右，你听到院子的铁门被打开卡地一声撞在锁链上，然后是自行车链条与齿轮轻轻咬合的声音，那就是她回来了。她应该是很年青的，上楼和开门的速度都很快，对着镜子卸装时，她的动作会轻柔一些，她点上灭蚊片后关上灯。大伟已经在他的窗前等了她很久，借着灭蚊器的微光，透过那只夜光军用望镜，他可以看到：她关上灯，可是她并没有睡，她脱掉了那些约束了她一天的东西：衬衫、裙子、文胸、长丝袜，三下五除二就脱得像一个没有翅膀的天使，然后这位天使开始作仰卧起坐。大伟叼了一根香烟，举着望远镜，他像小孩子一样，不动嘴唇就不能数数，我随着他的嘴唇与他一起默数：1、2、3、4，她每一组要作100次，每晚会做三组。女人运动完去洗澡间冲凉，如果那支烟刚好还没有抽完，大伟还会在窗口站一会，等那支烟燃烬。那么长时间地举着望远镜，他的手不累吗？他跟我可不同，我已经通过了长时间的锻炼，原来瘦消的手臂慢慢长出了一点点肌肉，看样子还会一天天结实下去。大伟一天不落地观赏那女人的运动，他是个大方的男人，偶尔他也邀请个把朋友，同他一起欣赏这夜里的独特风景。他的朋友，一个画国画的年青人，在某个夜里，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嘴巴半天合不拢。
　　大伟在窗前看她，我在黑暗里看他。有一次，我差点大叫起来，因为大伟数得太专注了，他的烟灰积了长长的一截，飘落到我用唯一的一次稿费给他买的裤子上。我很心痛，直到第二天、第三天他仍然穿着那条裤子，说明裤子并没有完全被烧坏，我才稍稍消了心头的怒气。
　　可是就连这种怒气冲冲的生活，我也没有过上多久，有一天大伟将我送到医院，他的理由很充分。
　　理由一，他的前妻，也就是我，请工人将所有的窗子都用红砖封上，只在相当于她面部那么高的地方留了两个极小的孔。
　　理由二，他的前妻，也就是我，半夜里突然会用最高的分贝向院子里播放一首崔健演唱的摇滚歌曲，沉睡的人们咬牙切齿地记得歌词：高科技把每个人都搞得赤裸裸，用不了多久，大伙又回到原始社会呀，无花果的叶子再不会被采摘呀。放完了歌，我还意犹未尽地喊了几句：“全院居民请注意，全院居民请注意，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再穿衣服，穿了也没有什么用。”喊完之后，我很满意，以前我只知道自己会写字，从来不清楚自己的嗓音这样迷人富有魅力。
第三个理由是最可怕的理由，他的前妻，也就是我，清晨跑到楼顶，对二幢大伟的窗口，把自己脱光，双臂在风中舒展开来，闭上眼睛，所有的毛孔都变得接纳，我微微调整一下方向，今天他又喝酒了，呼吸里有酒精的气息，浓度很高，如果在他鼻子下面划一根火柴，那里的空气就会自动地燃烧起来。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一脱掉衣服就变成了一架超级感应器，每个细胞都张开着，接受着爱人的呼息，精确地区别烟草和酒精的芬芳。你听，大伟的每一次心跳，我都能感觉到，刚才，就是刚才那次，跳动得异常有力。我把手放在左胸，骄傲地宣称那整个机器最敏感、动力最强劲的部份。不，不是乳房，是心房。

　　但这一切都只是理由和表象，我心里十分清楚，他把我送进疯人院并不是为了保护我，也不是保全他自己的颜面，很可能是我的叫喊声破坏了他夜里对某一件艺术品的鉴赏，更或者完完全全只是为了这套房子。不过我很有决心，什么也不能阻拦我过我想过的生活，无论在哪里，一有机会我就会保持这样的姿式：
双手拇指轻轻环住食指，其余三根指头卷曲着，举起手，将食指放在眉骨上，肘部靠紧身体，仿佛手心里有一个沉甸甸的家伙。